1973年12月，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，决定对北京军区、沈阳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济南军区、广州军区、南京军区、福州军区、兰州军区这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调动。此次调动的目的非常明确，主要是避免一些大军区司令员在某一地区待得时间过长，导致权力过于集中，地方和政委的发言权逐渐削弱。许世友、杨得志、韩先楚、陈锡联等人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，已经有十几年之久，调动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局面。而其他一些如丁盛、李德生、曾思玉、皮定均等专业配资平台，虽然在岗位上时间较短，调动他们也不失为一种适当的调整。
韩先楚在福州军区任职长达16年，与皮定均互换位置，成为兰州军区的司令员，并且要与当地的政委成为搭档。调任后的韩先楚初到北京开会时，毛主席幽默地对他说：“冼恒汉是个老实人，可不要欺负他。”大家笑了，但事实证明，这句话在后来的工作中或许并非完全是玩笑。
自1967年起，军队开始支援地方工作，不少大军区的军政主官也被派遣负责地方事务。韩先楚不仅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，还兼任了福建省党委第一书记、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，这些职务合称为“四个第一”。
展开剩余69%像韩先楚一样，陈锡联、杨得志、许世友、丁盛、曾思玉等人也都身兼多职，既是军区的最高领导，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职务。然而，随着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，这些地方职务被剥离，专注于军区的建设和管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种变化可能带来一定的心理落差。毕竟，长时间处于权力中心，突然失去对地方事务的控制，多少会感到不适应。
在当时，甘肃地方建设和兰州军区建设的责任并不完全落在皮定均身上，而是由政委冼恒汉主导。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后，军区党委排名也仅排第二，且地方职务完全没有了。他心中的失落与不满，冼恒汉也有所察觉。
冼恒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他对韩先楚并不熟悉，从未与其共事过，但早在战争年代，韩先楚便以其卓越的战功声名远播。支左期间，韩先楚在福建省担任了“福建王”的职务，权力极大。到兰州军区后，韩先楚的职位只保留了军区司令员，而其他的职务都不复存在。再加上西北地区的条件远不如福建沿海，气候、地理、部队配置都存在不小的差距，韩先楚的情绪也可想而知。
兰州军区的生活环境条件艰苦，许多干部养成了节俭朴素的作风，前任司令员张达志、皮定均也极力削减不必要的开支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军费。而韩先楚则显得较为注重个人生活条件，甚至要求配备电冰箱和彩电等设施。有人私下对冼恒汉说：“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。”但生活上的不满很容易得到解决，工作中的分歧却难以调和。
韩先楚视察部队时，常常对各项工作提出指责，方式也与前任司令员有很大不同。相比张达志和皮定均那种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方式，韩先楚更倾向于直接批评，并要求一切按自己的意见执行。对于原有的防守设施进行修改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，因为这些工作在过去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，改动需要上报军委和总参。韩先楚并不采纳别人的建议，而是选择直接行动。后来，总参对此进行了批评，韩先楚也因“治病”外出，不再处理这些矛盾，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难题。
冼恒汉在回忆录中对韩先楚的评价是，他虽然表现得有些“霸气”，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，他始终坚持大局为重、团结为上的原则。在工作中，他努力维护韩先楚的威信，尊重他的意见，尽量减少分歧，保持大同小异。
当然，这毕竟是冼恒汉的个人视角，对两人之间矛盾的描述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看法。在军政主官之间，矛盾和不和是常见的现象，外人往往看不到其中的细节，表面上和气的一团，实际上却隐藏着许多复杂的关系和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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